《九州无事乐耕耘》纸本设色 横幅 尺寸150×250厘米
徐悲鸿晚年最杰出的作品，新中国美术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页
《九州无事乐耕耘》来龙去脉
徐悲鸿先生(1895—1953)，是中国二十世纪里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其作品融古今中外技法于一炉，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技巧和广博的艺术修养，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在我国美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
徐悲鸿创作于1951年春的《九州无事乐耕耘》，距离他辞世只有两年，毫无疑问是其晚年的代表作。但是，由于这幅巨作是赠送友人郭沫若先生收藏的，长期深藏高阁，不为外界所知，未见任何书籍记载。直到1996年此件作品在北京的嘉德拍卖，才终于走进了中国艺术史学者、收藏界和公众的视野。
本文的主旨就是研究和考证《九州无事乐耕耘》的创作时间、背景，以及画家与收藏家之间的人物关系等。
一，《九州无事乐耕耘》是新中国美术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页
《九州无事乐耕耘》是纸本设色，横幅，150×250厘米，尺寸约为33.8平方尺。款识为:九州无事乐耕耘。沫若先生为世界和平奔走，席不暇暖，兹届出席第三次和平大会归来，特写欧阳永叔诗意赠之，和固所愿，但农夫农妇皆英勇战士也。1951春，悲鸿。
钤印:悲鸿之画、作新民、吞吐大荒。
综观徐悲鸿一生的艺术创作，如此大尺寸的作品，并不多见，尤其是他晚年的作品，更是寥若晨星。特别是这幅作品体现出画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成为新中国美术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页。
款识上提及的欧阳永叔，就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卒谥文忠。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在欧阳修40多年的仕宦生涯中，屡遭贬谪，但他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每到一处，多有政绩。
欧阳修的诗歌风格多样，有的议论时事，抨击腐败政治，同情人民疾苦，写得沉郁顿挫；有的描绘山水景物，抒写了个人情怀，写得清新秀丽。
徐悲鸿在题款中写明，《九州无事乐耕耘》是根据“欧阳永叔诗意”创作的，查欧阳修诗集，可知出自《寄秦州田元珍》。全诗如下:
近来边将用儒臣，坐以威名抚汉军。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乐耕耘。梦回玉帐闻羌笛，诗就高楼对陇云。莫忘镇阳遗爱在，北潭桃李正氤氲。
便知是引用了第二句。
二，徐悲鸿抱病于1951年初创作了《九州无事乐耕耘》
徐悲鸿的一生亮丽而短暂，只生活了58个春秋。这与他长期拼命工作，在精力和体力上的严重透支关系密切。
1949年5月末，徐悲鸿刚回国不久，“由于用脑过度，在刚刚完成了这幅画不久，他就病倒了。血压高达200以上，四肢软弱无力，有半身瘫痪的前兆。在医生劝说下，他暂时放下了工作。但只在床上躺了几天，他又急忙投入了教学工作。”1950年7、8月间，徐悲鸿大病一场。“周恩来总理知道了悲鸿得病的消息，立即指示要尽力抢救，使悲鸿得到了当时最好的医护条件。最初，他完全不能进饮食，只能用橡皮管通到胃里，输入流质食物。四个月以后，他才能在床上坐起来。”(廖静文《我的回忆——徐悲鸿一生》)
从1950年11月，徐悲鸿出院，回到北京东受禄街的家，一直到1953年的春天，除了出席全国政协的一些重要活动以外，他主要是在自己的家里养病，时间跨度大概是一年半左右。也就是说，徐悲鸿创作的《九州无事乐耕耘》，是他在家养病期间完成的。
如果我们再深入研究，还能够确定，徐悲鸿创作《九州无事乐耕耘》的时间，应该是1951年的四月间，因为郭沫若出席第三次和平大会的时间是1951年的四月。该年4月9日，郭沫若在克里姆林宫接受了“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金奖后才回国的。(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随后，徐悲鸿在1951年的7月22日早晨突发脑溢血。“晨已不能起床，即送往医院，经中外医生诊断为脑溢血。开始几天，神志不清，不能进食。”直到1952年三月，“才能起床，并能由人扶着走路。”1953年春，他又开始给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上课。1953年9月23日，徐悲鸿出席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听取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会间休息，他陪同总理去了休息室。周恩来知道他身体不好，劝他退席回家休息，他不应。会后，徐悲鸿又赴北京建国门外的国际俱乐部参加欢迎波兰代表团的宴会，席间突发脑溢血，被送去北京医院抢救。
两天后，即9月26日凌晨2点52分，徐悲鸿那颗满怀对祖国对人民挚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三，《九州无事乐耕耘》是徐悲鸿晚年的代表作
按照徐悲鸿的艺术经历，我们可以将他的艺术创作划分为四个时期:
1、艺术活动的初期。1908年，由于他的老家江苏宜兴连年遭受水灾，13岁的徐悲鸿随父亲徐达章先生开始了流浪的文艺生涯，从此养成了笔不离手的习惯。到1915年，20岁的徐悲鸿来到上海，以画插图和广告维持生计，并开始以卖画为生。也就是在1915年，徐悲鸿的绘画才华受到了岭南派大画家高剑父、高奇峰的赏识，赞其作品《马》为“虽古之韩干，无以过也”。该画由上海审美书馆印出，是徐悲鸿第一次发表作品。
2、早期，是指1916年到1923年。徐悲鸿的主要艺术经历是去日本研习美术(1917—1918)，以及公费去法国留学，并在达仰老师的指导下精研素描。这一时期，保留至今的作品很多，仅徐悲鸿纪念馆就收藏素描800余件、油画百余幅，散失各地的难以记数(见冯法祀的文章《呼唤大师巨匠——徐悲鸿精神》)。也是在这一年，徐悲鸿的油画作品《老妇》，第一次入选法国国家美术展览。
3、中期，是指1925年到1949年。这是徐悲鸿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几乎他所有为人们所熟知的代表作品都诞生在这一时期。如巨幅油画作品《田横五百士》(1928—1030)、巨幅国画《九方皋》(1931)、巨幅油画《徯我后》(1933)、油画《放下你的鞭子》、巨幅国画《愚公移山》(1940)等。
4、晚期，是指1949年到1953年。由于徐悲鸿在这短暂的时期里，担任了许多社会重要职务——全国政协委员(一届全国政协代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能，徐悲鸿作为新政协成员，参加了有关确定新中国的国都、国歌、国旗、纪年等许多重大事项的策划和讨论——作者注)、全国文艺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政务活动繁忙，加之身体每况愈下，其创作作品的数量锐减，有影响的作品就更少，而1951年4月创作的《九州无事乐耕耘》，是他晚年最杰出的作品，因此也是他晚年的代表作。
徐悲鸿把如此重要的作品《九州无事乐耕耘》，赠送给郭沫若，是有其深厚历史背景的。
四，田汉是徐悲鸿与郭沫若相识的介绍人
徐悲鸿与郭沫若相识是在1925年(廖静文《我的回忆——徐悲鸿一生》198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但是，查《徐悲鸿年谱》此时他还没有回国，应该是廖先生记忆有误。实际上，徐悲鸿是于1926年“2月3日，晨7时半(由新加坡)抵沪。”徐悲鸿与郭沫若相识，中间有个介绍人，他就是我国国歌的歌词作者、作家、戏剧家田汉先生。
徐悲鸿与田汉相识，也在1926年。当时，徐悲鸿只身从巴黎启程回到了阔别六年之久的祖国。在上海，他去拜访了性格热情似火的田汉。俩人一见如故。
徐悲鸿“常与田汉欢聚，曾建议田到欧洲进一步研究文学和戏剧。并常谈自己拟创作《田横五百士》、《徯我后》、《禹凿龙门》等。田则希望同徐一道搞艺术运动，并建议徐把在欧洲所获得的美术技巧成为发扬民族精神的武器。”(徐伯阳、金山合编《徐悲鸿年谱》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1年)在艺术追求上，徐悲鸿与田汉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田汉与郭沫若(原名开贞，1919年发表新诗开始用笔名沫若，后以此为号)相识是在日本，是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留日学生宗白华(我国著名美学家、教育家)的介绍开始通信，建立友情。1920年3月19日，田汉跑去郭沫若的日本的家里做客，从此成为挚友(《郭沫若传》)。当时，郭沫若的夫人是日本人安娜，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博生出世才刚刚三天。正巧，1926年的郭沫若、田汉和徐悲鸿三人，都已经回到了上海。年底的一天，田汉为欢迎徐悲鸿回国举办了一个“消寒会”，请郭沫若参加，并且正式介绍了他们俩相识。
徐悲鸿对郭沫若不光在态度上很敬重，在思想上更是敬仰。
此前的1921年，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出版后，名声大作，被喻为点燃了千百万革命者心中的火焰，为中国诗坛树立了一座丰碑！特别是在1924年起，郭沫若在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后，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坚信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他要登上宝筏横渡到共产主义的彼岸。
徐悲鸿与郭沫若的相遇，在精神上的一拍即合是顺理成章的事。1895年，徐悲鸿出生于长江下游平原的江苏宜兴一个叫屺(读音:计)亭桥的农村小镇。家庭清贫。祖父徐砚耕具有反抗压迫的精神，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革命失败后在屺亭桥镇做工。父亲徐达章，号成之，请不起老师，完全靠自学成才，成为当地的一位画家。家里有七亩瓜田，聊以为生。幼年的徐悲鸿也参加农业劳动，因为家里没有牛，要借邻居的牛犁田，所以他经常要替邻人放牛作为补偿，常常过着食不饱、穿不暖的日子。
徐悲鸿痛恨腐朽的反动社会，追求光明的未来，所以在徐悲鸿与郭沫若的交往中，他在精神上获得了很大的愉悦。
五，徐悲鸿与郭沫若的友情深厚
徐悲鸿与蒋碧薇的婚姻发展到了山穷水尽，最后以悲剧形式告终。
在最后分居的7年中，徐悲鸿的身心备受折磨，幸好他的生活里出现了一个美丽而大方的姑娘，她就是后来成为徐悲鸿夫人的廖静文。他们年纪相差20岁。抗日战争时期，廖静文是文工团的演员，后来应聘当了中央大学美术系的图书管理员，而当初的考官就是徐悲鸿。
徐悲鸿与廖静文的订婚礼是在贵阳举办的。按照当时的习惯，在报纸上刊登了简短的启事:徐悲鸿廖静文在筑订婚，敬告亲友。但是，他们的正式婚礼是于1946年1月14日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证婚人有两位:一位是徐悲鸿的好友郭沫若，他当时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政治部部长为陈诚，副部长为周恩来、黄琪翔，秘书长为张励生，一厅厅长为贺衷寒，二厅厅长康泽——引自《黄琪翔传》)；另一位证婚人就是大律师沈钧儒。
由于徐悲鸿与廖静文这对新婚燕尔有言在先，对所有亲友“概不收礼”，于是大书法家郭沫若就写了一首诗，送给了他俩，以示祝贺:
嘉陵江水碧如茶，松竹青青胜似花。别是一番新气象，磐溪风月画人家。在抗日战争期间，徐悲鸿与郭沫若的来往不是很频繁，主要原因是徐悲鸿住磐溪，属于重庆的远郊区，而郭沫若住在市里，相距太远。还有一点，就是郭沫若身任厅长要职，政务缠身。但是，有一件事，足以证明他们之间不仅友情深厚，而且在政治上也是紧密团结在一起的。
那是1945年2月5日上午，徐悲鸿在病中，郭沫若闻讯赶到磐溪来探望，还带来用纸包着两包延安生产的红枣和小米，说是周恩来送给徐悲鸿的。他们一上午讨论的都是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并发表批评国民党的文章。
当日中午，廖静文小跑下山，买了一瓶四川泸州大曲和几样小菜，因为徐悲鸿病中不能喝酒，于是郭沫若说笑着和“弟妹”廖静文对饮。郭沫若比徐悲鸿大三岁。三人其乐融融。
后来有人通报说，蒋委员长看见了那篇文章，非常生气，希望徐悲鸿发表声明，说自己的名字是被盗用的。徐悲鸿不予理睬，还立即派廖静文下山去，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郭沫若。
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17日徐悲鸿与廖静文回到了上海后，曾经去郭沫若家拜访，受到了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的热情欢迎。因为徐悲鸿已经答应了朋友的宴请，所以没有在郭家吃饭。正欲告辞出门时，迎面撞上了正要进门的周恩来。
就是这次见面，周恩来对徐悲鸿说出了坚定而意味深长的话:“应该去(北平)！我希望你把北平艺专办好，为人民培养一批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北平艺专，就是现在的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
7月28日徐悲鸿夫妇由上海坐轮船北上。8月初，徐悲鸿就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
由此可见，郭沫若与徐悲鸿的交往，不仅反映出两个中国文化名人之间的深厚感情，还提示我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郭沫若与徐悲鸿建立了统战关系。
解放后，郭沫若与徐悲鸿都定居在北京。廖静文回忆说:“于立群夫人曾亲手给我的小女儿芳芳缝制了一条花色和式样都很美丽的连衣裙。”可见，两家的往来非常密切。徐悲鸿去世的当天凌晨，郭沫若是最早前往医院吊唁的北京文化界人士。
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徐悲鸿在《九州无事乐耕耘》题款上提到的“第三次和平大会”，实际上指的是“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一共举办过三次，即一次会议、二次会议和三次会议，分别在1949年、1950年和1951年举行。而且，徐悲鸿本人就是中国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一次会议的代表团成员。
1949年3月29日，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一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从北京火车站出发，4月3日路过满洲里，于4月11日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郭沫若，成员有曹禺、艾青、丁玲、田汉、洪深、马寅初，郑振铎、程砚秋、古元、曹靖华、翦伯赞、邓初民、戴爱莲、钱三强以及徐悲鸿。
一次会议的地点是法国的巴黎，但是，法国和新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事实上，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法国不允许新中国代表团入境，所以会议一分为二，分别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举行。开幕的时间是4月20日。会议的主题是呼吁世界保卫和平，反对战争贩子的阴谋。
4月23日下午，郭沫若作大会发言。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是对世界和平的重大保障。”恰巧，这时传来了喜讯，解放军渡江成功，攻占了南京和蒋介石的总统府！这个消息立即让所有与会人员欣喜若狂，各国代表齐声高呼“毛—泽—东”，一字一击掌，会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亲身经历了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经历了如此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悲鸿对于“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一定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二次会议是在1950年11月召开的，地点在波兰的华沙，也是郭沫若率团参加的。郭沫若的发言，揭露和控诉了美帝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投掷细菌弹的罪行，呼吁国际组织调查，并赢得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一致支持。
需要重点介绍一下“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三次会议，因为它和徐悲鸿创作《九州无事乐耕耘》，并赠送郭沫若有着直接的关系。
1951年郭沫若率团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三次会议后，于4月赴莫斯科参加“加强世界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会议。4月9日，郭沫若在克里姆林宫参加了“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金奖颁奖仪式，委员会主席斯科贝尔琴将雕刻着斯大林头像的金质奖章挂到了他的胸前。
如今，物是人非，当事人都已经辞别了人世，我们只能就徐悲鸿创作《九州无事乐耕耘》的动机做这样的推理:徐悲鸿喜闻郭沫若获得了斯大林金奖后，非常高兴，觉得好友郭沫若为祖国为人民赢得了无上的荣誉，所以他决定要表达一下对老友的敬重和赞佩之情，于是决定赠送自己的作品。
什么样的作品能够表达自己的心情呢？他就抱病创作了国画巨制《九州无事乐耕耘》！该画上的画家题识，印证了这种判断。
七，《九州无事乐耕耘》释义
许多人对于这幅国画巨制的名称——《九州无事乐耕耘》，感到疑惑和诧异。
这不是毫无根据的。所谓“九州”，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称呼，现在一般泛指中国。因为，经过八年抗战和四年内战的炮火打击，国内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社会物资严重缺乏，新中国可谓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特别是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数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前往朝鲜，参加了残酷的战斗。(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25日，揭开抗美援朝战争序幕——作者注)。全中国人民都在同仇敌忾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连郭沫若都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上，揭露和控诉美帝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投掷细菌弹的罪行。
1951年，是进入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年，在如此严峻的背景下，徐悲鸿怎么会说“九州无事”呢？而且，他是否忽略了四万万中国同胞高昂的爱国热情，为什么仅仅描绘了两个老汉和一个妇女在“乐耕耘”呢？
我们要想了解徐悲鸿创作此画的真实思想，首先还是要从他的题款上着眼。他的题款上有句话:“特写欧阳永叔诗意赠之，和固所愿，但农夫农妇皆英勇战士也”是点睛之笔。
先说“欧阳永叔诗意”。欧阳修的《寄秦州田元珍》，里面有个名句“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乐耕耘。”可知徐悲鸿是套用了这句话起的题目。简单翻译此句，大意是:军队纪律严明，听候号令；蕃属各地社会安定，百姓积极从事生产。
理解了欧阳修的诗意，再来解读《九州无事乐耕耘》，许多疑惑就可以迎刃而解。我们从最表面上来理解:
其一，抗美援朝战争，毕竟是在境外，所以“九州”内，的确“无事”；其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产的热情大幅提高，所以百姓“乐耕耘”。换句话说:国内社会安定，人民积极生产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支持抗美援朝！
事实上。作为中国最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之一，徐悲鸿在《九州无事乐耕耘》的画面里，非常巧妙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这里的确没有战争的硝烟，观众只看到两位老汉和一位妇女在辛勤耕耘，那么观众会不会问，那些青壮年都到哪里去了呢？会不会去参军打“老美”了呢？
尽管没有青壮年的帮助，这两位老汉和一位妇女，仍然保持着高昂的生产热情，依旧在“乐耕耘”。徐悲鸿的注解很清楚，前线后方一条心，“农夫农妇皆英勇战士也”。因为他们热爱新中国，拥护共产党……对于抗美援朝战争，徐悲鸿的态度是鲜明的。1951年6月中旬，徐悲鸿“为响应文联捐献‘鲁迅号’飞机的号召，画马二十幅义卖，每张五十万元(旧币)将全部收入一千万元捐献购机。”(《徐悲鸿年谱》)
画家徐悲鸿出生贫苦，经历坎坷。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和黑暗统治，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这种鲜明的思想观点和政治态度是不言而喻的，不应置疑。
问题是，若是要想体味中国诗、书、画的精美与奇妙，语言就要差之，而文字比语言就更要差之，所以中国人自古就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说法。笔者穷尽拙笔，释义《九州无事乐耕耘》，只是为了凿壁偷光而已。
至于徐悲鸿为什么在1951年创作这样的农业题材的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
据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回忆:1950年9月，全国英模大会后，徐悲鸿从报纸上看到了新沂河水利工程的报道——为了根治鲁南和苏北的水患，使一千五百万亩良田免受水灾之害，要在苏北开凿一条二百公里的新沂河。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水利工程，动用了数十万民工，是新中国改造大自然的第一个壮举。
徐悲鸿抱病(高血压，常常高达200)前往水利工地，进行生活体验和艺术观察。陪同他前往的还有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也是徐悲鸿的学生梁玉龙和保卫干部孙洪绪。10月12日，他给王莹的信中表示:“我血压仍是一样，近二百度，美国有新药否？”(《徐悲鸿年谱》)徐悲鸿本打算创作一幅反映新中国建设面貌的大型油画，遗憾的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回到北京后就大病一场，住进了北京医院。“1951年7月末，女儿丽丽来探视，(徐悲鸿)曾谈自己去山东导沐整沂水利工地体验生活的情景，并说画了不少速写和素描，准备创作。”然而，直到两年后他去世，这幅“反映新中国建设面貌的大油画”仍然没有能够画成，却为后世留下了这幅珍贵的国画巨制《九州无事乐耕耘》！
孙炜
